作为连接内地与藏区的过渡地带，康区是内地大宗商货转输西藏的重要经济枢纽和中介，外源型的转口贸易特征十分突出。但是康区社会经济对以茶叶为主的内地商货同样有着长期的供需依赖关系。到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政治格局和社会环境的转变，康区地方市场进一步开放，与毗邻区域市场结合程度日益加深，逐步构建起与当地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贸易体系。各种内地商货借助各族商人的分工协作，沿着层级化的贸易网络，一级级地流通到各地城乡社会中，被不同身份的族群和特定社会阶层的群体消费。 近年来，不少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商品流通、观念变迁和商人群体、边疆社会、族群性的关系问题，呼吁改变过去一味偏重研究边疆贸易在维系边疆与内地关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取向。①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可看作近年学界强调边疆地方性视野重要性的反映。依此思路，考察近代康区商贸历史将以物态的内地商货流向为主线，深入到康区社会经济生活内部。阐述的主要议题将包括内地商货向康区社会流通的渠道和程度，控制商货流通的社会力量，内地商货消费的区域性、阶层性和族群性，以及商货消费能力同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跨区域的对外进口贸易对近代康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以及历史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偏差。 一、近代康区的贸易网络与内地商货流通渠道 近代康区商业是在宋元以来茶马贸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到清初，官营茶马贸易逐步让位于开放的民间贸易，康区与西藏、内地市场渐趋联为一体。各类商货经过康区流通于内地与西藏之间，形成富有特色的转口贸易网络。[1]商货的流通以流动的商人为载体。但是直到19世纪末，以茶商为主的大多数汉商仅止于打箭炉(今康定)，同藏商做大宗茶货交易，并不深入康区从事贸易。[2](P.40) 自清初以来，打箭炉是以茶叶为主的内地商货向藏区流通的运销枢纽。乾隆末年成书的《雅州府志》载：“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荣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3](P.137)五州县商人即俗称的“五属茶商”，以陕西籍汉商为主，控制着从雅安到打箭炉的茶货运销。茶商在产茶区领取茶引，将茶叶制为砖形篾包，雇募背夫贩运至打箭炉。有时茶包上会附带少量其他内地商货。为便于存放和销售，从事大宗茶货交易的大茶商在打箭炉设有专门的货栈茶店。此类茶店在清末多达36家。小资本的茶商则付费将茶货存于放货店中。其余无资本的小商会将领取的茶引转让给小资本茶商，从中渔利。[2](P.31-32)茶商并不与藏商直接接触和交易，而由锅庄主充当汉藏贸易的牙行歇家。 锅庄(Achak khapa)是集食宿、货栈、商贸媒介于一体的商业交易场所，在早期商货流通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和催化作用。因血缘和地缘关系，每年来自西藏、康区各地藏商组成的商队抵达打箭炉后，先入住于固定锅庄中。[4]()由锅庄主利用较广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和兼习汉藏文化的优势，联络汉商，从中牵线搭桥，以货易货，完成商货批发交易。这种方式克服了汉藏商人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结为长期的定向商业合作关系，有助于获取更多的商业信息，降低交易风险和保障商货换购流畅。 藏商将换购的大宗茶货暂存在锅庄内，对茶包作二次包装处理。每年八月以后，藏商结队同行，或以自行组建的驮帮输运，或沿途重价雇募各地牛骡驮队，“多至一二千头，至少数百头不等，人数既多，防御又周，旅行长途，即无盗匪之虞”[5](P.119)，代商运输，携运茶货而归。驮帮驮运速度极慢，由康定运茶至甘孜，需费时月余，至拉萨则需一年。[6](P.50)交通不便对内地商货在康区的流通负面影响极深。由藏商转运的大宗茶货多销往西藏，部分分销康区各地。由于寺庙商、土司头人商是藏商群体的主体组成，分销康区的茶货除极少量由藏商在沿途零售外，多数可能流入寺院和土司阶层手中。如同清初达赖喇嘛派员在打箭炉征收茶税开创的先例，在清末川边新政前，内地茶货分销交易主要由寺院垄断经营。1868年入康的英人库伯()就发现，康区藏人对茶叶的需求量巨大，“藏人生活中的整个商贸活动似乎是为获取充足的茶叶”，但是“这并非便宜的奢侈品。对喇嘛而言，他们控制着零售业，正如汉人垄断着批发贸易”[7](P.409)。1878年奉命入康考察的英国领事官巴伯()也注意到，兼具商人、借贷者多重身份的喇嘛为了追求更大更稳定的利润，将他们垄断的交易活动限定在寺院周围可控的地域范围内，而不愿在远离寺院的地方开设新市场。[8](P.199)寺院利用宗教地位和政治特权，对民间贸易活动的参与和操控贯穿整个近代。寺庙商被视为康区商业巨擎。其非公平、非市场原则的商业观念和经商行为深刻影响着康区畸形商业的贸易模式，②对内地商货向康区藏人社会流通的桎梏尤深。 围绕打箭炉展开的大批量、成规模的批发性商贸活动，是康区早期传统贸易模式，也是内地茶货流通康区的主要渠道，形成茶农→茶商→营运人→茶商→锅庄→藏商→寺院→消费者的相对单一的主导性茶货流通链条。 至20世纪初，川边新政推行的短短数年间，康区商业的市场潜力和空间布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和推动。在官府的鼓励和扶持下，前往康定、甘孜、巴安(今巴塘)等地的陕川滇籍商人多达数百家，引入内地资本总数近千万，尤其是汉商“影响所及，分布之区域日益扩展，不但康东各地，且更深入康西、康南各处”③。以此为肇端，康区商业格局为之一变。清末以来形成的近代康区贸易网络已不再限于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东西双向贸易。受内地与西藏之间传统交通路线的影响，整个康区贸易网络由康定、阿墩子(今德钦境内)和丽江、结古多(今玉树)等商业枢纽城镇延伸出的川藏、滇藏、青藏三条主要商贸路线交织构成，将西北、西南和藏区的广阔市场联结起来，[9]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多民族跨区域的商业格局。由于民国时期川藏边茶业衰落、滇茶销藏及平绥铁路和陇海铁路开通后西北市场优势的突显，滇藏贸易和青藏贸易大有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大量内地商货转由云南、青海流入康区。内地商货向康区流通的渠道大为拓宽，趋于多元化。商货流通远远超出寺院的可控范围，同康区社会的贸易接触面逐渐扩大。 在转口贸易份额占主导的近代康区贸易中，各族商人群体之间总体上存在着区域性的贸易分工和协作关系。康藏商人主要经营康区与西藏之间的中介转销贸易。汉商和纳西商则以行销内地商货及将康区土特产输入内地为主。④甘青回商主要活跃于康青交界区域，是同西北农牧区之间贸易的中间商。多数藏商依赖汉商、纳西商和回商转运内地商货入康。三类商人群体在商货运输、资本借贷、商贸销售等方面需要得到寺院、土司头人的支持和协助。在具体销售环节上，康定等地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一般是汉商。在各个交通干线上贩卖的行商多半是陕商和寺庙商及少数甘青、松潘的回商和纳西商。广大农牧区的零售业是藏商和部分汉商的经营领域。⑤各族商人的大量涌入改变了藏商独自掌控康区社会内部，特别是基层社会商货流通的局面。 有别于以锅庄中介交易的传统贸易模式，坐商、行商散布康区各处，衍生出另一种面向康区社会内部的层级贸易模式。为获取更为丰厚的商业利润，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陆续在沿交通要道的各商业城镇开设庄铺、商号。商业城镇脱胎于围绕粮台或寺院形成的早期市场集镇，因贸易繁荣发展为以商贸为中心的较大城镇，如理塘、巴塘、甘孜、昌都、中甸等。商业城镇的固定交易场所——街市是区域性的商货交易集散地，有货币流通。街市主要由临街开设的店铺构成。商号店铺属坐商性质，数量并不多，以汉商为主。[10](P.585)部分汉商是由康定等总号派往各城镇的分店商人，部分属于大庄客。康定以西的汉人多有兼营商贸的习惯，“最初大多皆小资本经营，贩卖零用物品饮食之属，后渐获利致富，为大庄客。”[11]与分店商人类似，资本殷实的大庄客往往与川藏沿线各城镇的商号取得联系，沿途雇募牦牛或骡马，从康定或丽江一站一站滚动接力式的运销内地商货到康区各商业城镇。 以少数村镇为中心，尤其是寺院周围，盛大的宗教节日、传统节庆等场合常演变为各类定期的日中市、贸易集市，乃至庙会，吸引各地商人和周邻各族民众汇集交易，以物易物，各取所需，形成一种较为常态化的商货流通及民间经济利益和日常所需品的补充渠道。规模较大的集市如青海结古多，一年之中集市数次，“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月，有商会，蕃汉诸商，云集雾合，各携货物篷帐，摊贾成市。川茶尤为大宗。蕃商利于兑换边茶，来聚界古。”[12](P.64) 但是由于康区多数地区缺乏固定的交易市场，远离城镇的藏人商品意识极为淡薄，不利于商货的流通和营销，而且商业城镇的实际商贸辐射范围相当有限。为进一步展拓地方市场，向藏人社会推销商货，收购土产，各处商人依据地方实情采取多样化的贸易方式，尤以善于“文化经商”策略的陕商最为突出。[13]商人类型大抵分作三种：一是居肆的坐商，一是被称为“坝冲”的散商，一种是从事长途贸易的行商。坐商的销售方式又分两类，一类是居肆而商，向藏人预付茶叶等商货，坐待其收购回药材、金香等，自行前往商铺；一类是商铺选派熟悉业务的商人，或雇觅可靠散商，分往各大村堡中收购黄金、麝香等。受雇散商熟知藏语，富有经商经验，寄居民户或寺院内，擅长利用人际资源，将内地商货输送到乡间或牧区，直接同藏人交易。⑥而多数散商属于流动性极强、数量众多的自营商贩。这些走乡串户的小贩在康区南部的族群身份呈多元化态势，藏、汉、纳西兼有。东部则以川北籍汉人散商为多，“彼等在城市中，购买少许之货，如头绳、棉线、茶叶、盐等，深入四乡‘做买卖’”[14]。藏人散商多属自发性商贩，秋冬贸易，将牧区所产皮毛、药材，运往康定或其他城镇换购内地商货。[6](P.48-49)长途贸易是行商有组织性的集体商贸活动，货物运载量和规模较大，多由藏商组建驮帮，从各地分赴商业枢纽城镇，或以陕商为代表的汉商、纳西商自行组织，定期往返，深入农牧区，⑦尽力弥补因交通不便造成的货源短缺、货运不畅等问题。 由此，近代康区贸易网络是以商业枢纽城镇-商业村镇(街市/集市)-农牧区乡间的等级贸易体系，及商号-分号(独立庄号)-坝冲(散商)的层级营销结构，辅助跨区域的长途贸易和联结城乡的流动商贩共同构筑。商人群体和经商模式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早期寺院对康区内地商货的零售垄断权。内地商货通过多种渠道流向康区社会。 二、近代康区内地商货的消费格局 那么，从地方性视野考察，如何认识内地商货流通渠道的改变对近代康区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多数商货流通的终端是进入消费领域，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状态，因而各种内地商货的消费区域和群体分析将是我们阐释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 近代输入康区的内地商货种类繁多，以茶叶、布匹绸缎、洋广杂货为主，具体区域的输入商货类别、数量因时段、渠道和需求量不同而波动变化。其中作为商业枢纽城镇，康定输入的内地商货最为丰富。抗战期间，输入商货计有匹头、茶叶、腊肉干肉、绸缎、叶烟、酒、海菜、纸张、糖、面、清油、棉花、鸡鸭蛋、豆瓣、花生、瓜子、金属器具等，但是抗战时期的康定人口逾两万，汉人约居十分之六，是西康省府各级机构驻地，普通居民从商者众多，非生产性人口占主导，属于典型的消费型城镇。而且，康定地险土瘠，物产不丰，“除少数菜蔬青稞而外，一切必要食品，均仰给于雅安、天全、汉源等地。故以商业性质言，康定之重要性本应在其转运之中心上，出入货品应皆以此为集散地，而事实上本地之消费量反甚重要，而造成本市之显著之入超”，“输入货品中除边茶一项而外，大部分均消费于本市。”⑧内地商货在康定城镇内销现象得到1943年1～7月份当地进出口货统计数据的印证。从川省经康定东关输入的进口货有20余种，以日用必需品为主，而经北关输往康北的商货锐减为9种，经南关销往康南的商货仅有7种，且货量均大幅减少。⑨可见，商业枢纽城镇是内地商货的最初消费市场。 商货城镇内销实为近代康区商业的普通状态。大宗商货先从商业枢纽城镇销往各商业城镇，城镇理所当然成为远销商货的下一级消费市场。近代康区城镇大多规模较小，街市简陋，既是汉人移民聚居之地，也是官府能够调控社会资源分配和介入地方社会生活的地带。[15]从下表可以看出，1943年相当比例的巴安进口商货被县府截流采购，其余进入地方消费市场流通。政治权力和常规财政开支保障了县府的规模化消费。官员及办事人员是内地商货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康区各城镇的消费格局应与此大抵相仿，只是各地县府权力的强弱可能影响了对商货的掌控和分配。就货量比例而言，重要城镇是内地商货的主要流向之一，且显现出权力与消费之间的紧密关系。 西康省巴安县进口货物概况物品种类每年进口总量每年进口总值来路其他机关采购集散市场盐巴1000驮455元(100斤)西藏白盐井40%60%茶叶1000驮2600元(1驮)康定25%75%草烟50驮6250元(1驮)康定10%90%黄烟20驮3250元(1驮)康定20%80%布匹25驮元(1驮)西藏、云南、康定45%55%粉条15驮2600元(1驮)云南40%60%碗耳糖50驮2304元(1驮)云南30%70% 事实上，多数内地商货几乎是汉人移民的专属消费品，比如糖(碗耳糖除外)、纸张、烟叶、米、肉类、菜、香料、海味、绸缎匹头、瓷铜铁器、染料等。这些商货成为汉人移民在短期内无法适应边疆生活方式、试图延续内地日常生活状态的物质基础，但是并非所有汉人都有能力消费这类商货。以米为例，20世纪30年代初，康定的白米每升银七角，而在西昌、冕宁等产米区，半元可购米一斗。[16]康定以西各地米价又高数倍。因价格昂贵，普通汉人大多改食面或玉米等杂粮，乃至藏人饮食，以致部分城镇汉人“饮食起居多同夷俗”[17]。依此规律，愈靠近内地、交通便利区域的汉人移民更易获取和消费内地商货，反之消费群体数量相对减少，汉人族群身份的外在表征因缺乏物质支撑而更易趋向“在地化”(或“藏化”)。 藏人对内地商货的消费表现出显著的阶层化、区域性和个体性差异。与受到汉人生活方式影响的城镇富裕藏人相似，土司头人等权力阶层家庭时常会购置矮桌、杯筷、瓷器等汉式用具，点缀家居，穿着丝织品等制成的衣衫，并食用蔬菜、果类、糖类等，甚至丰盛的汉式餐饮。只不过这是“豪贵之家，沾染汉习之人，偶一用之而已。普通藏人对针线、布匹、哈达、草烟等有少量需求，但是归因于文化差异、经济自足和社会区隔等，绝大多数藏人对多数内地商货并无强烈的消费欲望，诚如论者所言，“盖底则有皮、毡、毪、氆氇，甬则有木陶制器，不必求之于远地耳！”[18] 在各种内地商货中，唯有茶叶是藏人必购之物，这也是近代时人共识之事，因“康人饮食简单，以糌粑、酥油、牛肉、茶叶为四大食品，不重蔬菜”[19](P.431)。历经数百年的边茶销藏贸易，茶叶早已内化为藏人日常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藏人对茶叶的需求量较大，清末销藏川茶每年达11万引，共计55万包(每包16斤)。经过民初康区频繁的战乱纷争和社会失序，茶叶销售的恶性竞争及印茶、滇茶销藏的冲击，川茶业全面衰落，藏区市场严重萎缩，销藏川茶骤降到1948～1949年的17万包。[20]受印茶的竞争排挤，仅有少量细茶流入西藏市场，“运销拉萨者，为毛尖、砖茶、金尖等细茶，销于金沙江以东之西康地面者，为金玉、金仓两种粗茶外，尚有天全小路之劣质粗茶，销于各地喇嘛寺者，则为金玉茶，及少数之毛尖细茶，而售与各地土司头人及富有资产者，则纯为毛尖细茶。康区成为近代川茶尚能控制的传统藏区市场之一。到20世纪40年代，川茶产销弊端丛生，产量日趋下降，每年销康茶叶仅约260万斤，呈供不应求之势。除部分茶叶由汉人移民消费外，粗茶流向普通农牧民家庭和寺院，品质较高的细茶则由土司头人、高级喇嘛等权贵阶层享用。 然而，被时人视作藏人之“命的茶叶实已超出众多普通藏人的消费能力，即便是品质低劣的粗茶。根据1940年陈翰笙对康北甘孜9个村落548户普通家庭的调查显示，38.14%的家庭无法通过购买或物物交换方式获取内地输入的茶叶。具体到陈氏划分的四个阶层中，18.8%的拉代(la-da)、32.68%的差巴(Tse-ba)、62.5%的塔都(Ta-du)和84.21%的科巴(Ko-ba)无力消费茶叶。之所以超过三分之一的普通藏人家庭缺乏茶叶购买力，大抵有两大原因：其一，近代康区普通藏人家庭贫困化加速。据陈氏分析，传统土地和差役制度的延续，以及西康地方政府的土地和税收政策，是导致藏人社会阶层贫富分化加重，多数普通藏人家庭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加剧了这一趋势的恶化；[21]()其二，寺院对大宗内地商货的掌控及其销售方式。近代康区商业新格局的发展的确推动内地商货向康区城乡的流通。但是民国政局的动荡、地方流官权力的削弱和旧有政教势力的膨胀，使康区商业环境趋于复杂，深受地方政治关系和社会文化网络影响。借助社会经济特权和宗教文化优势，理塘、甘孜、昌都等地大寺院参与和掌控地方商业运作。寺庙商自康定大量进购茶货，每年往返两三次，商业资本极为雄厚，“其他商帮难与争衡。故喇嘛寺在康省实一特殊重要之商业机构，在关外各地常具有决定性之力量。各类佛事活动后，社会各阶层向寺院作大量布施，是茶叶流向寺院的另一重要途径。茶叶等内地商货集中在寺院的货栈内。在康北甘孜等地，部分汉商和村落头人从事零售贸易，需要从寺院内获得商货。汉商很少同当地农户直接接触，仅限于同牧民进行有限的商货交易。普通农户不得不向寺院求取茶和其他必需品。寺院的商货零售方式特殊，同借贷业务紧密结合，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向农户借出食物债。借债方大多无力偿还债务，时常陷于破产境地。其中家境相对优越的差巴和寺院属民——拉代的负债率最高。[21]()这可解释此两类农户的茶叶消费能力为何会高于更为贫困的塔都和科巴。 寺院既是康区的重要经济单位，也是僧人构成的庞大消费群体的聚集场所。例如李安宅1945年调查的德格境内寺院“男女喇嘛”人数竟占当地总人口的33.25%。[22]所以寺院在各种法事和日常活动中消耗掉茶叶在内的大部分囤积商货。销康川茶中金玉粗茶和少量毛尖细茶流入寺院正缘于此，亦可体现出寺院内部茶叶消费的阶层化特征。僧尼是茶叶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寺院是以茶为主的内地商货在藏人社会流通的重要消费归宿地。 由于清末川边新政引发的康区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在民初遭遇重挫和中断，民国时期康区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地缘性差异逐步突显，分化出改流区、土司复辟区和昌都政教合一区三大区域。[23]茶叶等内地商货在各大区域的流通状态和具体消费群体有所不同。康北普通藏人消费茶叶的状况或许具有地域性的限制。但是早在川边新政前，普通藏人在整个康区藏人社会的茶叶消费格局中已处劣势。英人巴伯声称，10盎司的茶叶是20名藏人1天的充足额定量。这已是估算过低的需求量，数万藏人却根本消费不起茶叶。柔克义则指出在五种川茶中，最劣质的Jong-ma二类粗茶多枝少叶，甚至全由茶枝压制而成，被藏人称为Shing ja(木茶)。对1名藏人或蒙古人而言，1个月5磅的木茶并不算是很大的额定量。每年经打箭炉输入藏区的茶叶多达130万磅。柔克义却发现藏人常以烘焙大麦、豌豆、树皮或柳叶等充当茶叶的替代品。寺院早期对茶叶等内地商货流通的垄断控制及借贷式的零售方式，应是造成普通藏人因贫困而无力消费茶叶的重要原因。 三、余论 为适应康区特殊的商业环境，内地商货的流通渠道以点、线、面的树状分布形式构成。由商业枢纽城镇沿着交通干道向康区腹地延伸，以商业城镇为地方商货集散地，再向周边农牧区乡间扩散。流通网络以多种角色的各族商人为载体，在族际经商互动过程中，形成市场贸易(城镇)、物物交换(乡间)和礼物交换(布施)等并存的多样化交易形态，扩大了市场接触面和消费群体的数量。 交易与消费均显示出城镇与乡间的二元分化格局。内地商货的消费区域明显同流通网络重合。汉人移民聚居的城镇和寺院成为大宗商货流向地与主要消费场所。消费群体的消费取向同族群的互动交往、文化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传统密切相关，具有族群性、文化差异性和社会阶层化特点，同时交易与消费背后有着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一方面藏区的商货交易隐藏着非均衡的不对等关系。在藏商缺席的内地商货销藏环节上，汉商掌控的茶货销康进口业，仅清末运茶至打箭炉的利润即可达75.85%[24]，而在印茶、滇茶销藏之前的打箭炉锅庄交易中，汉商在价格议定方面一度占有主导权。[9]另一方面由于近代康区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和宗教文化观念的延续和影响，进口商货在藏人社会向下的流动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寺院为代表的传统政教势力的操纵和左右。普通藏人不得不以沉重的借贷为代价消费茶叶，或者被排斥在茶叶消费群体之外。 康区社会中存在数量庞大的无力消费茶叶的普通藏人群体。这一事实也说明近代内地人士倡谈藏人“一日绝茶饮，病且死矣”[12](P.58)的说辞应是一种主观的判定和想象，这种想象可能基于“以茶驭藏”的传统政治思维影响。事实上，在近代康区藏人社会中，作为“奢侈品”的茶叶远未成为普通藏人有能力消费的日常消耗品。 注释： ①参见大卫·阿提威著，尼玛扎西、彭文斌、刘源译《十九世纪滇藏关系解释范式的反思》，《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田茂旺《汉藏边茶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Stephane Gros. Frontier Tibet: Trade and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in Kham. Cross-Currents E-Journal, No.19, June 2016. ②当然，以寺庙商、土司头人商为代表的藏商对近代康区商业的发展和社会“重商”观念的形成也有着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参见邓前程《四川藏区藏商与商业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③参见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其它类，分类号:11(121-1/1)111，第22页;仲康《西康商业之现状及前途》，《康藏前锋》,1934年第2卷第2期。 ④参见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其它类，分类号:11(121-1/1)111，第23页。 ⑤四川省志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1),成都:内部发行,1979年。 ⑥参见刘赞廷《民国稻城县志》，载于《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804页;冯有志《西康史拾遗》，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285～286页。 ⑦“王亦喜汉客出入其境。俗实需川茶，运茶入俄洛者，易羊毛、诸野兽皮及酥酪之类，利极厚……女王性平和，闻恒下令番民，护持往来商客……否则茶饮绝，布帛无入矣。”参见查骞撰，林超校点《边藏风土记》卷3，第30页。 ⑧参见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其它类.分类号:11(121-1/1)111，第38～39页。 ⑨《康定东南北各关进口货统计表·32年1-7月》，《西康经济季刊》1943年第5-6期。康定“仅有三城门设卡收税之所曰关：在东者曰东关，在南者曰南关，在北者曰北关”。参见王业鸿《康定概况》，《新西康》1938年第1卷第3期。 兴衰起伏较大的矿区是内地商货的另一主要流通的短暂归宿地。矿区所需的食料和日用品均从四川输入。参见古纯仁著、李哲生译《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康藏研究月刊》1948年第18期。德格“零星用品，则视军政界人员及金夫之多寡而定其销量”。参见文阶《德格写真》，《康导月刊》1940年第2卷第6期。 《西康巴安县进口货物概况表》，巴塘县档案馆藏，字11号，伪政2号，财政卷14号。原表中列有“合作社采购总值”、“其他”栏目，均无内容，故此处未列出。 参见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其它类.分类号:11(121-1/1)111，第29页。 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邢肃芝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121页;黄举安整理《西康风俗丛谈》，《开发西北》,1934年第2卷第2期。 《西康茶业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第2卷第5期。另一份调查报告中，将粗茶的主要销售对象从“金沙江以东之西康”改为“各地牛厂娃”，即牧民。参见《西康茶业调查》，《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11期。 徐世度《康藏边茶笔述》未刊稿，载于《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4年版，第49页。川茶的另一传统藏区市场是以松潘为商业枢纽的川西北藏区。 “藏番以茶为命”。参见周询《蜀海丛谈》(卷1)，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02页。 拉代即寺院属民；差巴为交税农户；塔都意为从属农户，多数无土地，靠作雇工为生；科巴为佃户或种地奴仆。参见Chen Han-seng. Frontier Land Syst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p.136. 参见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其它类.分类号:11(121-1/1)111，第24页。 有的寺院会将茶叶运销西藏，从中获取利润，或换购其他所需商货。参见Chen Han-seng. Frontier Land Syst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p.140. Barber.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82,巴伯的估计并不可信，据此推算，1名藏人1年仅需要约255克茶叶。有学者依据相关数据计算，清末藏人每人年均消费砖茶约5.13斤。参见石涛、李欢《晚清川藏南路边茶探析》，《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 l. The Land of the Lamas. 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91,p.281.柔克义的估计或过高，据此推算，1名藏人每年需茶叶约5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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