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兰州4月1日电 题：高天厚土“寸草心”——记草业科学家任继周、南志标

新华社记者苏晓洲、张玉洁

草原，大地的“皮肤”；中国，世界“草原大国”。

在鲜为人知的草业科学领域，有两位扎根西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97岁的任继周仍在潜心钻研、著书立说；身患严重眼疾的南志标仍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位院士引领中国草业科学研究团队接续奋斗，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把论文写在高天厚土之间，不仅建立了一门学科，更维系了“草-畜-人”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为草原生产、生态、生计注入活力。

疾风知劲草

记者近日在北京城西一套普通居民楼里见到任继周，他正与人探讨“农业伦理学”。97岁的任老，西服笔挺、思维敏捷、观点犀利。

“1943年我上大学，那时烽火连天、饥荒遍地，19岁时体重只有40多公斤。怀着‘营养救国'的志向，我选择到‘国立中央大学'学畜牧。”任老回忆说，“我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得提高国人营养水平，有肉吃、有奶喝！”

“草原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任继周主动请缨前往甘肃省兰州市的“国立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任教，自此扎根西北半个多世纪。

1950年，他在海拔3000多米的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开展草原调查。6月飞雪的青藏高寒高原，艰苦难以想象。

缺少设备，他改造药店小杆秤当天平、自制铸铁水管作采集杖、夜里把水剂瓶揣进怀中防冻裂……

睡帐篷、钻草窝，与虱子、臭虫和各种不知名的毒虫同眠。他这样形容被叮咬的感觉：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从666到敌百虫，任继周用杀虫剂溶液浸泡衣裤制作“毒甲”，晒干就穿上进草原，一待就是几十天。

“虫子不敢近身，但残毒可能致命。而我却能活这么大岁数，很奇怪，好像真的百毒不侵！”任继周笑着说。

迢迢征程，任继周说自己“除了牦牛，别的能骑的动物都骑过”。

“骑毛驴最受罪。它脾气倔，紧挨着山崖走，人的裤腿和行李都磨破了；走累了，不管是泥是水，随地倒卧，把人和行李都掀翻在地，怎么拉都不肯起来。”

草原上的“正餐”，常是一碗面片汤就一碟咸韭菜。腌菜用苦水井里的盐碱水，麻木舌尖的苦味远大于咸味。

任老故事中，他自己就是一个青藏高原上的“土人儿”。

“任先生上穿中式对襟外衣，下穿裤线笔直的毛料西裤，一双防水防刺、很有西北草原特色的翻毛皮靴。”1972年，刚被推荐至甘肃农业大学就读的南志标第一次见到任继周。“在那种环境下，任先生很尊重自己，也很尊重别人。”

1969年，南志标从北京自愿报名到甘肃省张掖市的山丹军马场“上山下乡”。3月的马场，寒气逼人，枯黄一片。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18岁少年，大口呼吸着草原上自由清新的空气。待天气转暖，绿草如茵，想躺在哪儿就躺在哪儿。

到了夏天，南志标和同事们就在祁连山下安营扎寨，开着拖拉机翻耕退化的草原，再播上一盆盆采集来的野生草籽。

“第二年，新草像麦田般一望无际，绿浪滚滚。放马的工人说，草长得好，马一出圈就往那儿跑。我们很有成就感。”南志标回忆道。

韶华竟白头，为草不知愁。马场让南志标爱上草原，大学则点燃了他对草原的学术热情——“原来草里还有大学问”。

1984年，在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工作的南志标赴新西兰留学。“我当时想法很明确，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提高中国的草原生产水平。”

1989年，获博士学位的南志标接到了在新西兰开展博士后研究的邀请，他的爱人王彦荣也获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他们将此事写信告诉任继周。

任继周一句“国家需要你们”，南志标夫妇便卖掉家具、汽车，带着100多公斤的学术资料毅然回国。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南志标说。

风恬草色鲜

改革开放后，任继周出国看到“与海争地”的荷兰，84%的土地都在放牧；南志标则看到新西兰一亩地养一只羊，而当时我国15亩草地才能养一只羊……他们端详“洋草地”，暗下决心——把中国草原生产能力搞上去！

早年，我国部分地区过度放牧导致“二两肉畜牧”(平均每亩草场产二两肉)。“草原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抓老鼠都比这产肉多啊！”任继周说。

任继周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发展畜牧首先要遵循草原科学规律。他提出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和发展季节畜牧业等理论，创建了有数字化特征的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推出了草地临界贮草量、家畜临界减重等学术成果。

文章来源：《茶叶科学》 网址: http://www.cykxzz.cn/zonghexinwen/2021/0402/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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